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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繁華:“我的”當代文學

時間:2019-01-22 10:34      來源:《南方文壇》 洪子誠

我認識孟繁華是20世紀80年代中期,他當時是我的領導,所以我一直尊稱他為老孟,都不敢稱呼他的名字。當時他擔任中央電大一些課程的負責人,我和張鐘老師是主講教師。在他的帶領下,我們編寫過教學大綱、教材,后來還錄制了教學視頻。1987年在黃山、1989年在洛陽,他組織了令我至今我都很難忘的兩次電大的當代文學教學討論會。后來他到北京大學訪學以及在謝冕先生那里讀博,我跟他一直有很多的聯系。

和孟繁華一起,他常對我說的一句話是“為什么不呢?”,這是句無所畏懼的話。它讓我學會了喝酒、抽煙,也讓我在學術研究和為人處事上增加了勇氣。1993年秋天,我從日本回到北京,他和謝老師主持“百年中國文學總系”的集體科研項目,計劃分給我“1956”這個年份。我說可能難以承擔,因為材料等一點都沒有準備。1999年重慶當代文學年會,他和張燕玲策劃“當代文學關鍵詞”的集體寫作,也讓我參加。我說許多學者我都不認識,和他們完全沒有交往,約稿可能很難辦到。這些顧慮都是他給打消的,讓我這些項目得以完成。他的熱情進取讓我那種有點消極、虛無的情緒有所緩解、有所抑制。

他的文集有幾百萬字,有的以前讀過,有的還來不及讀。我想講兩點感想。第一,他選擇從事的工作,比起我做的要困難得多。從學術研究上,他涉及的領域很廣泛,有文學理論、文學史、文化研究和現狀批評等方面。他的第一本書是《文學的新現實》,就是討論文學理論問題的。推測老孟可能覺得這本書不是很成熟,“文集”里面沒有收錄。在他有關文藝學的研究中,《中國當代文藝學學術史》值得重視。

可以說是最早系統提出并討論當代前三十年學術體制和大學文藝學教學的著作。他的當代文學史研究也成就卓著,《中國當代文學史論》《中國當代文學通論》,特別是他和程光煒教授合著的《中國當代文學發展史》,得到了學界極高的評價,多次修訂再版,被很多學校作為當代文學課的教材。自然,大家都會認為孟繁華貢獻、影響最大的是對90年代以來中國文學現狀的勘查。1997年,他出版了評述90年代文化現象的著作《眾神狂歡》,共時態地對那個時期的復雜文化現象做出具體而深入的分析。而在近期出版的三卷本的《新世紀文學論稿》中,他對二十年的文學思潮、文學現象和作家作品做出了近距離的考察。“當下中國文學狀況”——這不僅是他一組文章的總題目,而且是他三十年來寫作、研究的主題。

對于文學批評、研究工作情況有所了解的人都會意識到,選擇這樣的研究對象和工作方式,是需要很大的魄力和勇氣的。有效地、持續地關注文學現場和作家作品,做出有說服力的分析,需要有廣泛的閱讀所形成的充足的文學記憶。需要對語言、形式的敏感,同時更需要責任心以及大量閱讀所需的精神和體力。好在孟繁華基本上屬于山東的大漢,他能夠承擔這樣的壓力。

說起現狀批評和新時期文學現象的評述的批評方式和文體形態,對中國現當代文學有了解的人相信都不陌生。不過,說它是俄蘇文學和中國現當代文學的一種特別的批評傳統,恐怕也不是妄言。從文學史的角度,這也許可以上溯到19世紀三四十年代別林斯基的文學概評的寫作。在那個時代,別林斯基以十二篇文章,奠定了普希金在俄國文學中的地位。從1841年開始,他以每年一篇的長文對俄國文學的狀況做年度評述,一直持續到他1948年去世。這種近距離的文學概評的寫作和動機,正如別林斯基所說的,根源于批評家對民族文學建構的希望和焦慮;它當時要回答的問題是俄國“有沒有文學”,俄國文學“是不是存在”,以及俄國文學能否也像法國文學、德國文學那樣成為“世界性文學”的問題,是為了推動文學成為“民族精神和生活的表現”。這種別林斯基式的責任心,也構成了孟繁華閱讀、寫作的驅動力。我有時想,在當代文學研究上,我和他的區別是,我認為“當代文學”就是當代文學,既不是你的也不是我的,而孟繁華內心真是熱愛這個對象,在他的心里,“當代文學”就是“我的”文學。

第二點感想,在孟繁華那里,文學批評不可能在純粹美學操作中遠離“現實”。甚至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它是體現完整世界觀的手段。他的批評有一貫的理念支撐;他曾提倡的“新理想主義”,體現了他對80年代啟蒙精神在反省基礎上的承繼和展開。90年代初,人文精神討論的時候,我見識了他那種深切的憂慮,聽過他對現狀峻切的言辭。他的關注、批評,可以說從一個側面傳達了90年代以來,那些仍懷抱理想精神的知識分子在價值轉換中的痛苦,以及一直試圖戰勝意識衰頹所作出的努力。1996年,蘇珊·桑塔格為她寫于60年代的《反對闡釋》一書的西班牙版寫了序言《三十年后……》,里面談到,在20世紀60年代,說那個時代的特征是沒有懷舊的色彩,而到了90年代,“我們不再生活在一個烏托邦的時代,而是生活在一個每種理想都被體驗為終結——更確切地說,已越過終結點——的時代”,一個“甚囂塵上的消費資本主義價值促進了——實際上是加強了——文化的混合”的“虛無主義”的時代。桑塔格說,她希望她寫于60年代的這本書,“有助于堂吉訶德的任務”,就是維護這些文章所依據的那些價值。桑塔格描述的這個狀況和我們現在的處境有些相像,所以我們要向老孟學習,感染他的樂觀精神,也來一堂重啟烏托邦想象的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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