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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載于2019年4月3日《光明日報》
 

提升文學的精神高度和情義濃度

 
錢念孫
  編者按:
  中國文學有著多情重義的傳統,一直以來用現實主義精神和浪漫主義情懷觀照現實生活,用光明驅散黑暗,用善與美戰勝丑惡,留下了無數經典作品,讓人們在閱讀或吟誦時感悟美好,觸摸希望,沉浸于人間情意和大愛之中。近一個時期,文學出現了“情義危機”現象:在一些作品中,鄉村成了社會轉型期“惡”的集散地,城市充滿了不堪和齷齪,人性盡是陰暗和仇怨,現實也都是冷漠和無情的;偏執地記述現狀,夸張地展示丑惡,缺乏對光明的歌頌、對理想的抒發、對道德的引導,使文學不斷遭到矮化和詬病。3月27日,《寫出人類情感深處的善與愛——關于文學“情義危機”的再思考》一文在本版刊出后,引起文學界和讀者的關注。我們特開辟“呼喚有情有義的文學”專欄,刊發一組筆談文章,深入剖析文學的“情義危機”現象,呼吁創作更多有情有義的文學力作。
 
  一
  孟繁華先生的《寫出人類情感深處的善與愛——關于文學‘情義危機’的再思考》(《光明日報》2019年3月27日),指出近年來文學創作中一個帶有傾向性的問題,即我們的文學作品在描寫五光十色的社會生活時,往往更熱衷于刻畫和展示人性卑劣的一面,而對人性之善和人間大愛相對重視不夠,缺乏酣暢淋漓濃墨重彩的表現。
  應該說,這確實點到了文學的痛處。當前文學創作確有不少作品盡管主題不同、人物各異,但落墨重點常常離不開虛假、欺騙、猜疑、嫉妒、冷漠、嫌棄、算計、報復等情感傾向。劉慶邦的短篇小說《杏花雨》構思巧妙,寫一對已經離婚的青年男女,簽訂一份奔喪協議后,女方來到男方家為丈夫父親奔喪。一場撕心裂肺、轟轟烈烈的豪哭,表面是為公公撒手人寰而悲痛欲絕,其實哭喪者所思所想以及那響徹四方的哭聲卻與死者無關。許春樵的中篇小說《麥子熟了》廣受好評,俊俏的麥葉跟隨堂姐麥穗走出大山進城打工,在都市欲望和金錢的雙重煎熬下未失良知和本分,卻被堂姐猜忌她與老耿“閑扯”的風言風語所擊倒,憨厚老實的丈夫桂生因嫉恨和復仇心作祟,偷車撞死老耿而入獄,善良的麥葉跌入家破人亡的深淵而無法自拔。諸如此類的小說,在琢磨生活和表現生活上均有自己的思考,在體察社會風氣走向和世態人情冷暖上也頗具匠心,對于讀者認識社會、理解人生具有可貴意義。
  不過,如果眾多作家趨之若鶩地都追逐這種創作路數,出現如孟繁華所說的“無論是鄉土文學還是城市文學,人性之‘惡’無處不在彌漫四方”現象,那就值得我們警惕和檢討了。
 
  二
  社會生活本身是豐富多彩的,既有風和日麗的春光,也有天寒地凍的嚴冬;既有酷暑烈日的灼烤,也有夜幕降臨的陰暗。文學表現生活,擔負著“描繪我們這個時代的精神圖譜,為時代畫像、為時代立傳、為時代明德”的使命。這就需要作家對五彩繽紛、斑駁陸離的現實生活明察秋毫,辨別和處理基調與雜色、亮點與瘡疤、高雅與庸俗、娛樂與頹廢等種種復雜問題。作家當然可以寫生活的矛盾和苦難,表現生活中隱含的欺詐和無情等等,但應該在揭示矛盾和刻畫苦難時,看到人們為解決矛盾和擺脫苦難所做的艱苦卓絕的努力;在呈現陰謀欺詐和背叛無情時,表現真誠善良的可貴和世道人心的向背。
  這不是筆者個人的主觀論斷,而是生活本身呈現的客觀事實,或者說是社會演進的客觀邏輯和客觀規律。翻開厚重的中國歷史,每一頁都書寫著中華兒女不懼艱難困苦、勇對屈辱欺凌的奮斗精神。這種向上向善的不懈奮斗精神,是中華民族歷經千難萬險而不斷開拓前行的不竭動力,也是我們能夠以國際第二大經濟體的矯健身影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內在原因。
  歷史發展到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今天,伴隨我國改革開放逐步邁入深水區,伴隨市場經濟體制的深入推行和商品經濟浪潮席卷社會的每個角落,我們生活肌體的每個感知器官都或多或少地飄落著利益的塵埃。
  這使我們的作家一方面不自覺地更多看到生活的不堪、齷齪、骯臟和罪孽,另一方面自身也不同程度地陷入市場化、工具化寫作的浪濤中隨波逐流。于是,解構崇高、輕蔑英雄、調侃歷史、譏諷道德一度成為時尚,熱衷表現人物的欲望和隱私、熱衷描寫生活的庸常和無聊、熱衷展示人性的陰暗和卑劣,成為一些作品的家常便飯。我們的文學之所以出現“情義危機”的病變,缺乏源自情感深處的善與愛,作家在實用主義流感和功利化病毒的侵染下、主體人格萎縮和精神高度下滑是不可忽視的重要因素。
 
  三
  文學的“情義危機”病菌的滋長和流行,還與長期以來我們對現實主義創作方法的片面理解不無關聯。
  不論是以巴爾扎克為代表的19世紀歐洲文學,還是以魯迅為先導的中國現代文學,其主要作家多半高擎現實主義大旗開墾生活,塑造典型。新時期以來的文學創作,包括陳忠實、賈平凹、莫言、韓少功等人的作品,基本都堅守現實主義立場,比較善于打撈、刻畫、揭露、針砭生活中的負面客觀真實,具有較強的披露矛盾、批判現實的能力,這是完全必要且非常寶貴的。相對而言,作為人類精神的創造性產品,我們的小說創作比較缺乏對生活中正面因素、正面形象的塑造能力,缺少對正面價值、正面思想和情感呼吁、吶喊、傾訴的聲音。其實,現實主義創作方法以人道主義思想為武器,不僅注重揭示和剖析社會的陰暗面,也注重挖掘和展示生活的亮點和希望;不僅看重批判社會陰暗面的準確性和深刻性,更看重作家對人物命運前途的深切關懷和真切同情。
  雷達先生曾在《長篇小說是否遭遇瓶頸——談新世紀長篇小說的精神能力問題》一文中,一針見血地批評有些作家沉湎于負面生活的描寫,如莫言的《檀香刑》對死亡、虐殺、屠戮的極致化表現,“似乎是為了寫惡而寫惡,作者陷入了對‘殺人藝術’的賞玩趣味,作者陶醉在自己布置的千刀萬剮的酷刑中,在施虐式的快感中不能自拔,有時情不自禁地為人類制造災難的殘暴而歌唱,這就足以看到我們的文化和文學精神力量的薄弱面”。
  其實,這種現象并非個案,而是具有一定的普遍性。雷達指出:“在當代中國文學的相當一些作品中,一個明顯的共同特點,就是只有揭示負面現實的能力,只有吐苦水的能力,或者只有在文本上與污垢同在的能力,這往往被譽為直面現實的勇氣,或被認為忠于真實。而實際情形卻是,沒有呼吁愛,引向善,看取光明與希望的能力,甚至沒有辨別是非善惡的能力。這與作家擁有的文化資源,思想資源,精神資源有極大關系。由于沒有永恒的人文關懷,沒有相對準則之外的長遠道德理想,人的靈魂總是漂浮和擠壓在暫時的處境之中,像風中的浮塵一樣飄蕩無依。對當今的文學來說,最迫切的也許莫過于精神資源問題”。
  這里所談文學創作“精神資源”匱乏現象,完全可以涵蓋和包括我們所討論的“情義危機”問題,也說明“情義危機”并非文壇初犯或突發之病,而是在不同程度上時有發作、久拖未能根治的頑癥。
 
  四
  如何治愈這一頑癥?文學創作的主體是作家,除了作家需要全面提升精神高度和情義濃度等內在素質外,還要在創作觀念上消除一個誤區,即描寫生活中正面因素、正面形象往往難以產生震撼人心佳作的誤區,才能更多更好地關注和開掘生活中的真善美,打造無愧于時代和人民的精品力作。
  這里不妨品味一下法國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阿爾貝·加繆的名作《鼠疫》,以糾正我們對問題的偏見和認識。當北非一個叫奧蘭的城市突發無藥可治的鼠疫時,為防止猖獗鼠疫向外傳染,人們不得不把所有城門封閉,城中人被徹底孤立囚禁,陷入焦慮、恐怖、絕望的掙扎之中。可是,奧蘭城雖然墮入走投無路的絕境,雖然也有人無恥諉過、貪婪欺詐等等,盡管寫這些容易引起牽腸掛肚乃至驚心動魄的閱讀效果,但作品的主脈并沒有放在對罪惡肆虐的描寫上,而是淋漓盡致地表現以里厄醫生為代表的一組正面人物,在荒謬中奮起反抗、在絕望中堅持道義,以“知其不可而為之”的大無畏精神英勇抗爭并度過災難的故事。加繆筆下奧蘭城突如其來的猖狂鼠疫,雖然深陷社會失控和集體沉淪的陰森環境之中,但作家所傾心描繪和鋪展的,卻是堅守善良與正義、歌吟大愛與奉獻的感人畫卷。可以說,塑造生活中正面形象并沒有降低和損害,而是提升和增加了作品的思想和藝術價值。
  最近讀到滕貞甫最新推出的長篇小說《刀兵過》,對其在有情有義地感知和表現生活、雕塑正面人物形象方面留有深刻印象。作品寫王克笙、王鳴鶴父子于遼河濕地深處創建“九里”村及其所經歷的一次次“刀兵過”,在呈現百年風云激蕩歷史和各種刀兵之劫給民眾生活帶來災難的同時,展示基層百姓應對各種劫難的生存智慧和道義追求,高歌象征民族文化精魂主人翁的堅強信念、擔當精神和博愛情懷,突出彰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鑄造的君子人格及鄉賢形象,對于營建良好道德風尚,維護社會行穩致遠具有獨特魅力和深遠影響。
  孟繁華、賀紹俊等在追蹤文學創作整體面貌和新近動向時,以數量可觀的作品說明,文學的“情義危機”目前已有改觀,這是一個讓人欣喜的走勢。當下文壇著力表現人間美好情愫、謳歌美好心靈的作品草長鶯飛,春意盎然,相信在文藝的百花園里,這類作品會以沁人心脾的芬芳,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凝聚強大正能量。
  (作者為安徽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省社科院基地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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