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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載于2019年01月11日《光明日報》
 

召喚天人共生的未來——生態隨筆閱讀札記

 
古 耜

改革開放40年來,中國經濟取得了舉世矚目的輝煌成就,但也付出了環境損傷、生態惡化的沉重代價。伴隨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的到來,黨和政府下決心改變這種狀況。近年來,習近平總書記在不同場合多次強調:“像保護眼睛一樣保護生態環境,像對待生命一樣對待生態環境”“金山銀山,不如綠水青山”“為子孫后代留下天藍、地綠、水清的生產生活環境”。推進生態文明,建設美麗中國,成為國家長遠發展的基本戰略和當下社會進步的重要內容。

怎樣才能健康有效地實施生態文明建設?就此而言,“知行合一”,雷厲風行,認認真真地落實各項實際舉措,當然是刻不容緩的頭等大事;而厘清思路,矯正觀念,更加準確也更加全面地認識和把握中國社會乃至人類所面臨的環境問題,進而確立科學自覺的生態意識,同樣十分重要。在很多時候,人類的生態意識能有多高,往往決定著其生態實踐能走多遠。正是在這一意義上,一個時期以來,一批作家、學者寫下的以知性見長的生態隨筆值得格外重視。

這些作品沒有重復當下生態文學或謳歌自然萬物大美無言,或抨擊工業文明急功近利的常見模式,而代之以作家同環保事業和人類文明直接而深入的對話。其敏銳的問題意識、獨到的精神識見、嚴謹的分析闡釋,以及由此生出的思想光彩和理性力量,不僅拓寬了生態文學的視野和場域,而且揭示了生態領域一向被忽視、遮蔽或誤讀的某些問題,因而足以構成對生態文明建設的有益啟示。

反省:生態環境何以陷入困境

對于現實的生態惡化與環境創傷,國人自有切身感受,一些文學作品亦留下了滿載憂慮或義憤的描寫。然而生態環境何以陷入這樣的困境?在此過程中,人類扮演了什么角色,應當承擔怎樣的責任,卻是一個迄今尚缺乏充分討論的話題。而恰恰在這方面,生態隨筆提出了若干很有價值的見解。

在生態隨筆作家看來,生態惡化同人類的無知、貪婪、自私、暴虐密切相關,是人類對大自然無底線開發、無節制索取的惡果。生態文化學者魯樞元指出:“人不知從什么時候起,變得如此兇殘蠻橫,為了他的奢侈的裝飾,他殺掉大象,砸下象的牙齒;為了他的虛榮的包裝,他殺掉雪豹,剝去貂皮;為了他饕餮的食欲,他采取切斷雞雛翅膀的手段給雞催肥;為了他飽食中的樂趣,而特別講究吃活魚、活蝦、活蝎,讓炸焦的魚盛在盤子里的時候還擺動著尾巴,讓敲開顱骨的猴子被調羹攪拌腦漿時還彈騰四肢。人們在生活中都知道反對‘暴君’,但人類對自然界中人類之外的生命卻采取‘暴君式的統治’。”

仿佛是呼應或補充魯樞元的觀點,作家王開嶺這樣寫道:“人類的另一種能量——物質和經濟的欲望、征服和攫取欲望、創造和成就歷史的欲望、無限消費和窮盡一切的欲望——太強烈太旺盛了。這導致人們一邊爭寵最后的荒野,一邊做著拓荒的技術準備;一面上演著贊美與愧疚,一面欲罷不能地磨刀霍霍。”“從‘香格里拉’情結到‘可可西里’現實,精神上的縹緲務虛與操作上的極度實用,自然之子的謙卑與萬物君主的自詡……人類左右開弓,若無其事地刮自己耳光。”以上的言說也許帶有幾分嚴厲甚至刻薄,但它們確實道出了生態病患最直接和最根本的原因,因而是中的之論,警世之言。

詹克明是資深的核物理學家,也是重要的生態隨筆作家。在他看來,世界范圍內生態環境的瀕臨崩盤,是因為現代文明的發展方式帶有與生俱來的缺憾。作家認為,植根于古希臘文明的西方現代文明,今天盡管盛極一時,但它帶有兩個根本性弱點:“一個是它沒能跟自然保持良好的和諧,在與自然的關系上都郁積著一段發自本原(宗教)的對立情結,并在它走向強盛的數百年里,讓這種對立得到充分的展示。”另一個則在于它的“競爭”哲學。而“任何立足于‘競爭’的理念都是重實力而輕德素的。它不僅本質上是疏離‘善’的,而且從不否定人的‘原始欲望’,更不需要根除近乎原罪的‘人性惡’。”這樣的情緒和理念影響到中國的經濟發展,當然會導致生態環境惡化。

生態哲學家田松也認為,環境危機之所以出現,與工業文明的發展方式密切相關,而作者把審視和剖析的焦點放到了科學技術身上。他明言:“科學技術對于生態和人類的危害是內在的,必然的,不可避免的。”這是因為“現在普遍應用的科學之技術,都來自數理科學。數理科學的機械自然觀與自然本身是有沖突的。科學及其技術的力量越強大,沖突越激烈。”“在工業文明的社會結構中,整個社會都把資本增殖作為最高目標和最高行為準則,人類通過科學對自然的改造也不例外。數理科學不僅為工業文明的意識形態提供支持,還提供有助于資本流通、增殖的技術。反過來,社會也對這樣的科學和技術予以支持,使得其獲得更多的資源,從而加強了對自然的控制和改造。”

應當看到,上述觀點和說法未必都對,都無懈可擊,至少有一些觀點和說法,分明還需要更深入的辨析和進一步的探討。譬如:在人與自然的對話中,競爭意識是否也有積極的內涵?科學與自然果真徹底無法溝通?但是,我們更應當看到,異常強勢的現代文明及其效益至上的發展理念,確實給生態環境造成了自覺或不自覺的擠壓與傷害。在這方面,我們以往并非沒有來自生產和社會實踐的慘痛教訓。

在論及生態危機的原因時,多年致力于生態哲學研究的趙鑫珊,經過大量的資料梳理研究,提出了迥異于他人的看法:“地球人口大大過剩,幾乎是一切危機的根源——這是我最想說的一句話!!!當地球維持總共9億人口生計時,技術世界對環境絕不會造成致命的威脅。但是當地球上擁擠著60億人口,并迅速向120億人口進軍時,情況會變得十分危險。大自然恢復生態的能力便會受到致命的打擊。”接下來,作家提供了一個具體數據:“1575年世界人口達到5億。過了250年,即1825年,人口翻了一番,達到10億,再過100年,即1925年,世界人口又翻了一番,接近20億。再翻一番達到40億只用了50年,即1975年。”作家指出:“世界人口翻番的時間是以一種加速度在不斷縮短的,即從250年到100年,最后只用了50年。到2025年估計為80億或更多。世界人口總數的威脅成了世界文明哲學思慮的焦點。”真可謂醍醐灌頂,振聾發聵。這番分析從一個嶄新的視角,闡明了當下實施生態建設的艱巨性和復雜性。

環保從心靈開始

在大致厘清形成生態疾患的原因之后,一個更具有現實意義的問題是:面對已經傷痕累累的生態環境,人類該選擇怎樣的生活態度,該確立哪些最基本的價值取向,從而實現自身與大自然的和平共處與和諧共生?圍繞這一主題,生態隨筆作家同樣貢獻了睿智而精彩的言說。

始終關注時代和生活前沿問題的作家韓少功有言:“環保從心靈開始”。該怎樣理解從心靈開始的環保?就我讀到的生態隨筆而言,其基本觀點可作以下簡要概括:人類在同自然萬物打交道時,應當秉持謙遜的態度、高遠的胸懷和清潔的精神。所謂謙遜的態度,是說人在大自然面前,要平和、低調,懷有敬畏之感和感恩之心,并懂得“萬物齊一”的道理。正如學者、作家王兆勝所言:“人是大自然的一個極其微小的粒子,他不能不順從大自然的法則,要遵循‘道’……要向‘物’學習,找回原來屬于人類,而現在已經喪失或即將喪失的東西。”所謂高遠的胸懷,是說人類在處理與大自然的關系時,不能只顧自己的和眼前的暫時利益,而要著眼于人類整體和天人共生的長遠未來。作家張浩文的隨筆《被劫持的村莊》寫到農村老家圍繞環保問題出現的怪異現象:因為能賺一點現錢,飽受污染侵害的鄉親們,竟然同施害者達成心照不宣的默契,有時受害者還出面呼吁保護施害者。其筆墨所至,既是對飲鴆止渴的否定,更是對超越本位的倡導。所謂清潔的精神,則是說人類從事以大自然為對象的生產活動,應節制欲望,力戒貪婪,尤其是要警惕“以資為本”的誘惑。為此,韓少功寫道:“‘以資為本’,才會把生態環境當作一種有價或無價的資源,只要這種利用有助于資本擴張和經濟發展,就不顧社會后果地進行利用。其實,作為一種生命體,人首先需要空氣、水以及陽光,這是生命最基本的物質需要,也是大自然平等賜給每個人的財富。”作家還提醒人們:“GDP與人的幸福并不是必然相關,倒是生態環境破壞得很厲害的時候,GDP可能反會相應升高。”應當承認,作家的告誡迄今仍有現實意義。

在全面提升環保意識的同時,人類要注意培養對大自然的感情,不斷發掘生命中原本攜帶的依戀和熱愛大自然的天性,這是生態隨筆的又一重要主題。文化學者肖云儒指出:現代城市人的生命實踐和精神生活,無不被現代文明之膜所籠罩,所覆蓋。人類“被自己創造的文明劫持了,占有了!文明使人獲得萬物靈長的尊嚴,又使人類淪為消失了自然生命本性的奴隸”。唯其如此,現代人要想保持激揚勃發的生命與生存狀態,就必須沖破文化膜的包裹,重新拉近與大自然的距離,重新建立同大自然親密無間的關系。在這一意義上,葦岸以“觀察者”的細致,歷數“大地上的事情”;王開嶺以親歷者的深情,追思“原配的世界”;楊文豐以業內人的機智,解讀“蝴蝶為什么這樣美”,均以生動鮮活的“模擬體驗”,彰顯了大自然的神奇、美妙、氣象萬千,進而激發了人類精神尋根、生命還鄉的沖動。而張煒的名篇《融入野地》、魯樞元的力作《心中的曠野》,則在廣闊的現代背景之下,重申了荒原的魅力以及它對人類的永存的意義,從而啟迪現代人心靈向大自然敞開,生命同大自然相伴。

一個真正的現代人,不但要有先進的環保理念,而且要讓先進理念付諸行動,堅持從我做起,選擇簡單樸素的生活方式,這是生態隨筆每每強調的又一主張。詹克明從瓦爾登湖邊的梭羅說到簡單的生活。他引用梭羅的話:“我僅僅依靠雙手勞動,養活了我自己,已不止5年了。我發現,5年之內我只需工作6個星期,就足夠支付我一切生活開銷了。整個冬天和夏天,我自由而爽快地讀點書。”由此,詹克明進一步指出:“大自然的基本設計體現了一種深沉的簡單”。許多中外先哲“也許生活得并不拮據,有的甚至相當富有,擁有自己的莊園城堡,但他們幾乎無一例外地都過著‘簡單的生活’”。作家還告知或提醒大家:“豪華的居室與實用的住房住慣了并不感到有太大的差別,只是當有客人來訪時風光些罷了。”“為什么過去穿破褲子不敢上街,現在非得在簇新的牛仔褲膝蓋上剪兩個破洞穿起來才算時髦?”如果說詹克明重在闡述生活何以需要簡單樸素的道理,那么遲子建的一篇《簡樸生活片段》,則透過作家的經驗和記憶,將故鄉人的簡單生活化作栩栩如生的場景和畫面,令人心馳神往。英年早逝的作家葦岸不僅在作品中肯定素食,而且他本身就是素食主義的踐行者。后來因為身患重癥,在醫生和親友的勸說下,他沒有將素食主義堅持到底,而這竟成了他臨終懺悔的重要內容。由此可見,簡單樸素的生活作為一種信念,早已深深地融入了作家的生命。

實現生態建設與人類發展的平衡與共贏

毫無疑問,今天的生態隨筆作家都有著明確的環保意識,都由衷希望自己駐足的地球能夠風清月白,花紅柳綠。不過倘若仔細打量構成他們環保意識的細節修辭和微觀表達,即可發現,其中的差異、分歧和矛盾齟齬并不少見。而從當下的國情和歷史語境出發,對這些不盡相同的說法,做一點盡可能客觀的研究與辨析,無疑有助于人們在更深的層面了解和把握生態文明建設。

第一,建設生態文明還要不要“以人為本”?

在近年來的生態著述中,每每可見這樣的表達:大自然間有一個長期化育而成的環環相扣的生物鏈,人不是這條生物鏈的主宰,而只是其中一環。當人類因肆意擴張和瘋狂索取而導致物種驟減、生物鏈斷裂時,大自然無疑瀕臨崩盤,而人類自己亦難逃滅頂之災。因此,人類要尊重大自然,學會同大自然和睦相處,做一個“有道德的物種”。這樣的說法當然不錯,但似乎仍有不夠嚴謹和剴切之處。因為它很容易在客觀上引發如是推理:“既然人類只是大自然的一個環節或一個物種,那么,他在懸崖勒馬、改弦更張之后,只要能夠清心寡欲,抱樸守真,善待自然,不再僭越,也就萬事大吉了。顯然,這樣的推理明顯忽視了學者單正平曾經指出的一個重要事實:生態文明教育在很大程度上帶有亡羊補牢的性質。這就是說,今天的生態建設不但要立足當下,著眼未來,而且要修復過往,正本清源。在這種情況下,人類僅僅滿足于“在哪兒停下來,唱一支歌”,滿足于從此潔身自好,無為而治,做道德的自洽者,恐怕不行。正如詹克明所言:“變革自然是人類的天性,完全不觸動自然就不成其為人類。”

也許就是基于這樣的考慮,韓少功在談到生態問題時,明確把自己定位為“人本主義者”,把自己有關生態保護的言說,稱作“一個人本主義者的生態觀”。他認為,建設生態文明,還要“以人為本”。只是這里所說的“以人為本”絲毫不包含人類可以妄自尊大、自我放縱的意思。它是針對社會生活中存在的“以資為本”的不良現象而提出的,旨在強調人類要強化法制觀念,善于以立法的方式保護生態環境;要注意充分發掘和重新認識傳統文化中的生態資源,搞清“惠”與“費”,“天理”與“人欲”的關系,“少一些愚昧和虛榮,少一些貪欲”;要有綠色的心理,懂得可持續的幸福,盡可能克服人類自身的精神弱點。要之,人類終究是萬物的靈長,是唯一可能掌握“萬物尺度”的物種,因而要自覺發揮主觀能動性,肩負起保護自然萬物,推進生態文明的責任和義務。

第二,生態環境與工業文明究竟是怎樣一種關系?

毋庸諱言,最近二三百年間,工業文明的驟然崛起與迅猛發展,確實給生態環境造成了巨大傷害。惟其如此,一些作家、學者開始痛陳工業文明及其手中利器科學技術的種種弊端。魯樞元指出:“凡是現代化的科技文明觸碰過的地方,自然界的勃勃生機都在迅速地消退。”楊文豐在談到汽車尾氣造成的環境污染時慨嘆:“人類社會已然被裹挾上技術主義的大車,民眾骨血里已高度依賴汽車,甚至早已奉汽車為‘神’。”田松更是從多方面嚴厲抨擊了工業文明以及科學技術導致的諸多“惡果”,進而斷言:“如果不能停止工業文明的腳步,人類文明將在可見的未來終結,也許只剩幾十年。”

工業文明與生態環境果真不共戴天?趙鑫珊通過自己的觀察、體驗以及所經歷的思想變化,提出了另外的看法。他坦言:“好些年,我一有機會就在各種場合抨擊工業文明的弊病或罪過。1996年,我開始系統反省我這種偏激的態度。因為過火或過激的態度不是哲學。倒掉臟了的洗澡水不要把胖乎乎的孩子也一塊倒掉。”“不分青紅皂白,全盤反對現代工業文明是錯誤的!!!”

趙鑫珊的觀點建立在他系統思考和研究人類文明功與過的基礎之上。在作家看來,工業文明無疑造成了很大的環境乃至精神生態問題,但畢竟也給人類帶來了舒適、便利和效率,同時還緩解了人類越來越快也越來越大的增長壓力。因此“農業文明不是樣樣都好,工業文明也不是樣樣都壞,厚古薄今是要不得的。最高明的做法是腳踏兩只船:既得到兩種文明的好處,又避開兩者的壞處”;人類雖然不斷改變大自然,但最終卻無法擺脫大自然,這決定了人類只能尋求同大自然的和解,而切實可行的和解之路,顯然不是人類的“絕圣棄智”,得過且過,而只能是“尋求機器文明的最佳值”。即在考慮世界人口總量的背景下,研究機器文明運行的合理區間,弄明白它在怎樣的程度上才會帶給人類最大好處。而在這一向度上,“拯救地球文明還要靠技術”。“沒有現代技術的人便不成其為人。你能想象沒有電能的現代人類社會嗎?倒退到沒有電能的農業時代當然可以,但代價是要死去幾十億人,全球只能養活十億以下的人口。”

平心而論,就以上兩種截然相反的對工業文明的評價而言,我個人的看法更接近趙鑫珊。這不僅因為趙鑫珊的觀點始終貫穿了一種全面、客觀、辯證的思維圖式;更為重要和可貴的是,它自覺保持著對人的存在與發展的充分關注——事實上,在建設生態文明,改善人與自然關系的過程中,如果忽視了人類自身發展這一維度,不但生態文明建設會失去主體和動力,甚至連這種努力的前景和目的,也將變得模糊甚至可疑起來。

第三,生態文明建設能否脫離具體的社會歷史語境?

時至今日,有關生態文明的言說日益普遍和強勁,但就其內容而言,依舊較多停留于觀念演繹和精神吁求的范圍。為此,文藝理論家南帆提出一個問題:生態批評如果缺乏開闊的社會歷史視域,便很難揭示問題的復雜性以及解決問題的困難程度。當然也就無法確定切實可行的生態建設路徑。必須承認,南帆的目光是敏銳而精透的。他的提示引領人們的環保思緒,超越單純的觀念務虛而抵達今天的環保現場,于是,一種非常實際也非常嚴肅的挑戰迎面而來——由于現實的環境治理和生態保護,都聯系著經濟成本,都需要物質支撐,沒有經濟基礎和物質支撐的生態建設是無法持久的;又由于“叢林法則”在當今世界并未消失,強勢的、發達的文明世界,仍然在向發展中的我們霸道地轉嫁種種生態禍患;更由于生態文明發展也包括人類自身的發展,而要發展人類的福祉,同樣需要一定的物質基礎,所以,中國當下的生態文明建設,必須考慮并兼顧自身與經濟發展的關系,必須保持一定的經濟發展速度。借用南帆的話說就是:要仔細研究“多少物質財富可以支撐一個普遍的小康社會?物質財富的積累與自然的綜合承受力將在哪一個歷史維度上達到平衡?二者失衡到什么程度可能出現局部乃至整體的垮塌——那個時候,全部的物質財富仍然得不償失?”這時,我們仿佛又回到了前面趙鑫珊談論過的話題。而如何實現生態建設與人類發展的平衡與共贏,庶幾是擺在國人面前最有難度的任務。

(作者:古耜,系中國作協散文委員會委員,遼寧省作協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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